文| AI财经社 周路平 编|赵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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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备胎战略 2018年初，海思上研所华征参加了部门春节座谈会，会上对过去一个财年做总结，列出了各个部门和项目的营收情况。他发现光通信芯片的一个项目收入只有一丁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芯片用于骨干交换机，需求量非常少，但研发费用高昂。 “从我们的角度看觉得没什么意义，这个项目肯定亏好多钱，光一次流片，费用就要2000多万元。”华征说，而一款芯片进入量产前需要经历3-4次流片。 华征现在回想，这些看起来投入巨大但经济效益有限的项目，在紧急时刻却发挥着关键作用。 自从海思总裁何庭波发出了“备胎”邮件之后，关于海思是否有备胎，能否抵挡住外部禁令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从AI财经社了解到的情况看，海思确实很早开始有所准备。 按照通行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一家公司没必要什么都做。但中兴和华为事件却让此发生了变化。海思在加大关键芯片的研发。海思员工关未都刚得知，公司不久前专门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模拟芯片部门，而模拟芯片是中美差距最大的地方，焦点在射频前端。射频前端中的PA放大器是个较大的难点。 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射频主流企业美国Avago和Qorvo推广一个模组的方案，里面包含了PA、开关和滤波器等。但华为P30和P30 Pro把PA单独拿出来。从这个动作可以看出，华为在有意识地规避PA的供应风险，因为模组里的其他部件，日本和国内都能供应。华为也在一直推进自研PA。有消息称，海思2018年自研的中低端PA已经发货五六千万个。
图/视觉中国 实际上，海思还研发了模拟和数字混合的芯片，像高速数模转换器（DAC）。华征发现，虽然华为基本没用，但一直有团队在做。他参加过这个项目的评审，得出的结果是海思数模转换器的指标比美国大厂ADI最新的指标只差了一点点。 而海思图灵业务部对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PU已研发了好几年，人数有数百人。 潘可为在海思做过一个存储器芯片的项目，当时，这个产品的供应商漫天要价，于是海思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做了一年半，流片出来可用，但当时海外供应商已把价格降了下来，这款产品的所有文件最后都归档封存。 各方汇聚的信息都显示，华为并非对今天的局面完全没有预想到，内部所做的准备也远早于2017年的中兴事件。早在2012年，华为和中兴就遭到过美国的质疑，那些合规和战略安全的话题刺激任正非要摆脱对外界的依赖。 在那一年2012实验室座谈会上，任正非说：“哪怕（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金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摇。” 考虑到战略性问题和供应链安全的问题，华为做了梳理和调研：如果这个东西只有美国人能做，危险等级最高；如果美国人能做，欧洲人也能做，危险等级会低很多。而上述光通信芯片主要是北美公司在做，所以华为赔钱也得跟进。 海思内部甚至有一定规则来保证冷板凳部门的利益。在华为，项目团队的奖金多寡，要视项目盈利而定。这意味着不挣钱的部门分到的奖金很少。但芯片是一个投资高、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业务。为了支持芯片的研发，华为也在做内部调剂平衡。 关未都在海思工作十年，他记得抄表芯片当年开发了5年都不挣钱，华为最终把他们划到消费者BG。这是华为营收非常好的部门，比2012实验室出手阔绰，而华为通过这样的协调，保证了冷板凳岗位分到的奖金不至于太低。 海思对新项目成败也有一定的容忍度，在华为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下会有所倾斜。潘可为记得，自己进海思的头一个项目是研究型，前3年绩效保证不被打C——在华为，绩效被打C不仅没有奖金，还有可能被淘汰。 海思的备胎使其在遇到风浪时不会束手无策，但这不意味着华为能把所有东西都cover住。孙耘在海思工作了10多年，他说海思以往研发芯片的策略是捡价值最高或者技术要求最高的部分，譬如主芯片，因为它是控制力最强的一个领域。但一部手机有2000多个元器件，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能自给自足。“三星半导体规模差不多是海思的10倍以上，然而三星半导体也不能全都自给自足。其实华为的产品也远不如三星丰富。”关未都说。
图/视觉中国 实际上，华为要建立一个科技自立的供应链体系，不仅需要自己的备胎，更需要国内半导体生态的整体强大。孙耘说，此前华为对芯片的采购策略多从技术出发，选择和世界知名芯片企业合作。虽然全球化让华为成长为一家一流公司，但也让华为缺乏对国内中小企业的扶持，甚至出现过对国内小供应商高高在上的姿态。孙耘看到，在中兴事件之后，华为在策略上有了改变，供应选择更为多元。 02 小海思一枝独秀 “成立海思是任正非下决心要在芯片行业发力了，他原来都是尝试。”关未都说。 关未都在2005年入职时，整个海思只有几百号人。在2004年10月，华为把原来中研基础部的人划拨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全资子公司——海思。 此前几年，国务院出台18号文——《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这个文件对集成电路企业在税收方面给予了政策倾斜，对当时的芯片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数百家企业前后拔地而起，在经历10多年的大浪淘沙后，形成了今天国内芯片行业的格局。 知情人士透露，海思在2004年成立前后，由徐文伟（内部人称“大徐总”）管理，他也是华为第一颗专用芯片的牵头人。但徐很快去负责欧洲市场。海思早期的思路以拓展外部市场为主，包括机顶盒芯片、安防芯片以及手机基带芯片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研发，所以营销层面也比较高调。 徐直军（内部人称“小徐总”）接手海思后，进行了一轮重新定位，把海思定位为服务好华为内部产品线，至于对外销售的芯片，挣钱的保留，不挣钱的砍掉。海思的风格也转变为低调做事，对外颇为神秘。 但华为对芯片的研发不是从海思成立那天才开始的。如今已是华为集团董事的徐文伟等人，在1991年就做出了华为第一款专用芯片，用在当时昂贵的交换机上。 华为起先研发这类芯片，不仅是为了降低交换机的成本，还为了与中兴等品牌产品做出差异化。 海思成立后，早期并没有麒麟芯片这一明星产品。在最初两年，海思基本是拿着技术找市场，看过很多产品，但很多都失败了。活下来的监控、机顶盒芯片，更多与华为主营的电信业务毫无关联，需要对外销售。
图/视觉中国 海思内部有一种说法，上述对外销售的芯片业务，统称“小海思”，而麒麟手机芯片、天罡基站芯片、鲲鹏服务器芯片等供内部使用的统称为“大海思”。海思早期的热闹基本都属于小海思。 如同那时国内起步的其他芯片公司一样，海思一开始对芯片业务的运作也是一无所知，一群工程师经历了闭门造车的过程。卓毅在2004年进入海思做视频编解码，他发现芯片做出来后，不知道用到哪里，当时做了很多尝试，包括可视电话、可视门铃和IPTV，后来发现安防监控是个大市场。而现在，海思的芯片项目通常由业务部门提需求、拿预算，然后由海思团队立项落实。 关未都回忆，海思直到2011年前后才实现盈亏平衡，一些产品陆续在市场上做起来。比如，海思很早就开发了电力载波芯片，想进入国家电网，但国家电网更愿意自给自足，成立合资芯片公司智芯微电子。可惜智芯微电子开发了几年依然没有搞定，甚至和法国的汤姆逊也合作过。如今智芯微电子从海思采购芯片，做成模组卖给国家电网，海思芯片间接进入国家电网系统。 相比于强势的央企，海思在安防市场上的突破更具代表性。卓毅说，这得益于小海思的marketing的狼性，基本上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一个月没几天在公司。当年，安防市场上的主要玩家是美国芯片大厂德州仪器。但海思发现，德州仪器的芯片采用DSP架构，性价比不算高，而且对客户的支持不接地气，比如客户需先交50万元许可费，才能获得开发包。国内只有海康威视和大华等少数几家实力雄厚的厂家才能用得好。 华为针对德州仪器的弱项，提供了一种全硬件方案，不用再开发能直接使用，价格便宜，服务反应快还不收许可费，小公司很欢迎。“小公司用了之后，大公司要是不用，就没有竞争优势。”卓毅说，海思很快攻城掠地，从国外对手那里虎口夺食。 2007年海思拿下大华20万片视频编码芯片的合同，这是海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销芯片大合同。2010年，海思最终搞定了全球最大的安防摄像头厂商——海康威视。 卓毅透露，海康后来也想自己做芯片，这将对海思产生巨大的影响。海思急忙跑去沟通，他们给海康算了一笔账，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开发芯片不如直接用海思，便宜而且成熟。如今，海康大部分芯片还依赖海思供应。 这也是任正非眼光独到的地方，当他劝服别人放弃自研时，华为却在手机芯片、基站芯片等与自身业务强相关的地方下注。在当时，无论是高通还是联发科，都可以提供完整而成熟的手机芯片方案，而华为选择坚持自研，逐步占领了科技创新的上游，具备了更有后劲的发展势头。 做到2008年，德州仪器已经慢慢开始退出。有趣的是，2013年，华为收购了德州仪器OMAP在法国的业务，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图像研究中心。 在安防芯片开始收获的同时，海思在另一条战线——机顶盒芯片业务上也取得突破。海思在机顶盒业务上最早的对手之一是汤姆逊，这是一家法国企业，名气比海思要大，关未都的3位同事就跳槽去了汤姆逊。但汤姆逊产品和技术不行，再加上母公司的债务危机，在2007年前后曾寻求过海思收购。海思评估一番后觉得对方的东西没价值，未达成收购协议。而关未都的在汤姆逊的同事最终被裁撤。 海思机顶盒芯片后来的竞争对手还有博通和意法半导体，后者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半导体企业，由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联合创办。一位曾在海思做过市场的人士对AI财经社透露，海思击败博通主要在于市场策略问题，博通盯着机顶盒厂商，但海思分析发现，最终为机顶盒买单的是运营商，就把重点放在运营商身上。而运营商指定芯片规格，最后发现只有海思的最适合。 而博通机顶盒芯片人士则对AI财经社回顾，海思当年取胜的关键是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与博通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博通最终做出了撤出中国机顶盒市场的决定，把精力放在欧美市场。 2011年左右，当海思开始盈利时，监控和机顶盒芯片已经站稳脚跟，部分网络芯片、无线基站里的芯片从无到有，无线基带芯片在欧洲的数据卡业务中卖得风生水起。 3G数据卡是个意外之喜。海思在成立之初就研发了基带芯片。相对而言，数据卡芯片只用做基带，不用做应用处理器，比手机芯片简单得多，对功耗也不敏感。而欧洲等地对利用数据卡给笔记本电脑连网成了新需求。2006年华为开始进入欧洲无线数据卡市场，后来华为和中兴拿下了全球近70%的份额。 但海思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般所向披靡。关未都在2005年进入海思正经历了业务调整。当时，深圳的SIM卡芯片砍掉了，北京做的网络安全芯片和数字电视芯片都失败了，项目也被砍。 SIM卡芯片是海思第一个被砍掉的项目。据华为老兵戴辉透露，SIM卡芯片在立项时，市场上一片卖到几美元，等海思做出来的时候，价格已跌到一片几元人民币了。技术门槛不高，竞争激烈，海思直接放弃了这个业务。 关未都在海思做过网络安全芯片，主要卖给譬如天融信等做信息加密的网络安全设备厂商，但做了不到两年时间，后面就没有再开发新版本。在他看来，主要原因是网络安全芯片的市场容量不大。 结果导向也展现了华为管理中的狼性一面。关未都透露，海思2006年做的几个芯片产品线都失败了，三位产品开发团队经理直接降职为普通员工。而开始做机顶盒芯片时，投产了一版，因为出现bug无法使用，项目经理也被赶走。 03 麒麟血泪史 2014年6月6日，神秘的海思首次为旗下手机芯片麒麟920在北京开了一场发布会。海思二把手、也是华为fellow艾伟主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彼时，国际芯片大厂的手机芯片业务已进行“关停并转”，就在发布会的四天前，美国博通也正式宣布出售其手机基带业务。这样，手机芯片供应商一个巴掌可以数下来，能活下来的都各有各的绝活。 戏剧性的是，海思手机芯片一开始并不受待见。任正非曾认为手机不是华为的主赛道，在2008年一度打算把华为终端公司卖了，而原属于海思的3G手机芯片当时也被划到终端公司，与手机业务一起打包出售，以卖一个好价钱。但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买家收购意愿大幅削减，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谁也不会料到，一度被边缘化的华为手机和海思芯片发展成了华为最近10年最成功的业务，给集团带来大量现金流。 但麒麟芯片不是一蹴而就的，前后坚持了10多年才初见光明。海思一位专家告诉AI财经社，麒麟芯片蜕变的起点是麒麟920，它让海思赢得了内部口碑；而到了麒麟950，海思基本能做到与业界领先水平不相上下。 追根溯源，华为早在2003年就立项做手机基带芯片，次年便与ARM签署了授权协议，而首个手机SoC芯片（系统级芯片）K3V1在2008年推出。K3是喜马拉雅山脉上一座海拔8051米的高峰。 而当时出于成本考虑，K3V1和以及K3V2选用一家美国小企业的GPU（图像处理单元），价格便宜，但兼容性不太好。导致的结果是，其他大厂不要，华为内部也不用。于是，K3V1的客户只有深圳遍地的山寨手机厂商。华征记得，当时一款模仿iPhone的手机使用了K3V1芯片，打开来里面却不是IOS系统，这款手机的售价不到千元。艾伟透露，K3V1最终实现了百万级的出货。 但山寨机并没有让海思赚到钱，还砸了口碑。客户分散，售价便宜，还需要做大量的适配工作，而芯片本身工艺落后，采用的是110nm工艺，而当时主流芯片都已采用65nm甚至45nm。 到了K3V2，华为内部对是否在自家手机上使用争议很大，考虑芯片的选用会降低当年发布的P6手机的工业水准，反对声非常强烈。 但此时，华为内外部已发生深刻变化。华为自2011年成立了消费者BG，开始把手机作为核心业务来摸索。余承东当时喊出了未来手机市场格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口号，余大嘴的绰号从此开始行走江湖。 而扶持自己的芯片就成了战略问题——既能降成本，又能差异化，还能拿去做营销卖点。例如，“当时海思的套片大概能比高通便宜600块钱”，这对利润颇为敏感的华为而言，是巨大的驱动力。 余承东力排众议，坚持并指明要在华为高端手机上采用海思研发的K3V2。孙耘告诉AI财经社，这是麒麟发展起来的关键因素。余承东此前在负责华为无线业务时，已经跑通了自研芯片这条路。 如果没有华为终端公司的支持，麒麟芯片不会有今天。海思芯片当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K3V2发热严重，性能不稳定，内外口碑都很糟糕。华为终端的人也很痛苦，卓毅用了个形象说法，原来用高通芯片，华为终端公司只要两个人就能搞定，用联发科芯片需要三个人，而用海思芯片八个人都搞不定。
图/视觉中国 卓毅至今还有印象，华为手机不好卖，公司年终就每人发一台，然后从奖金包里扣除，相当于内部消化，支持发展。 “麒麟”直到2014年才正式出现在公众视野。当时余承东在微博上透露，华为要在2013年下半年推出K3V3双四核处理器。但最终外界等来的不是K3V3，而是首次采用28nm制程的麒麟910，首次集成了应用处理器（AP）和基带处理器（BP），之前的两款芯片都只是一个应用处理器，没有基带。 这份坚持没有被辜负。“手机芯片的突破，很大意义是促使海思走到了行业前列，因为手机芯片无论是工艺、性能、低功耗技术还是模拟，全部都处于芯片领域的最前沿。”孙耘说。 回过头来看，麒麟的崛起除了华为高层在战略选择上的坚定，背后也是无数工程师和科研人士的艰辛努力。最早负责麒麟芯片研发的是王劲，但他因身体原因在2014年倒在工作岗位上。 “麒麟芯片能有今天的强大竞争力，他（王劲）功不可没。”余承东曾在微博上评价悼念王劲。华为文化里不奉行英雄主义，强调集团军作战，个人极少被曝光。 王劲是华为的技术骨干，他与海思总裁何庭波同一年进入华为，两人的发展路径非常相似，都是从一线工程师做起，成为了华为研发的核心力量。 一位熟悉王劲的人士透露，王劲脾气很好，总是笑眯眯的，但因为他负责的多模芯片的某软件出了问题，拿出去外测时老掉线。 这个测试结果让终端公司非常不满。在这种关键时刻，海思掉链子引起了连锁反应，终端公司把这件事告诉了余承东，余承东向任正非投诉，任正非转给何庭波处理。何庭波最终把王劲和负责网络芯片研发的胡波进行了职位对调。胡波当时是三级部门的主管，相当于王劲被降了一级。 上述人士回忆，这个bug是个意外，大家对多模芯片没有经验，后来另外一个部门加了20多天班，很快把问题解决了。但海思相关主管都受到了处罚，当年的年终奖都为零。 事实上，在王劲去世之前，他已经不做手机芯片，被安排去做网络芯片，他也因此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2014年7月26日晚上10点多，还在公司开会的王劲突发身体不适，最终倒在了去医院的路上。 令人唏嘘的是，王劲当时主导开发的这款芯片正是麒麟920，它被用到了荣耀6上，升级版麒麟925被用在了华为Mate7上，这两款机型成了华为手机由彷徨走向兴盛的转折点。从那之后，华为开始了麒麟芯片和华为手机联袂的光辉岁月。 从28nm到16nm，到10nm，到最新的7nm，从最近几代的技术来看，海思已经是台积电每个先进工艺的首批客户。因为消费者能够直接感知，麒麟芯片给海思带来了口碑效应。而麒麟芯片的成功，也让对手感到了满满的压力。一位高通中国区的同学曾向关未都抱怨，原本那里工作相对轻松，但后来随着华为手机芯片的崛起，“加班也加得比较凶”。
图/视觉中国 04 海思启示录 在华为的组织架构里，海思是二级部门，隶属于2012实验室。起初多年，由于一直不盈利，员工待遇偏低，同一期进入华为的员工，在终端公司的奖金比海思多了一倍。这是芯片业务在任何企业都可能遭遇的尴尬。华为曾流传一个顺口溜：神终端、圣无线、海屌丝，如今被奉为神明的海思，曾经在华为内部地位不高。 “员工的待遇，比外部好的公司要少个百分之二三十。”关未都说，甚至同期的国内芯片设计企业展讯也比海思的待遇高。2007年海思走了一大批人，“至少三分之一”，他们选择去了北电、AMD等外企。当时，很多产品不成功，公司不盈利，员工士气低迷。 “但任正非比较支持，铁了心要做。”关未都说。 2014年，当麒麟芯片成为华为高端手机的卖点之一后，海思得以大发展，“实际上这几年海思员工提升得很快”。这也让任正非有了更大的雄心。一位深创投的资深人士对AI财经社说，任正非曾表示，当海思的人数发展到两万人，全球很大一部分芯片华为都能做。 与海思同期的芯片创业公司有数百家之多，命运各异，首家在美上市的中星微电子已经退市，目前只有海思和展锐营收过百亿元。回顾海思的发展史，它的成长经历能否被复制？又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思考？ 在海思员工和行业专家看来，一是既要有全球竞争与开放心态，也要有科技自立的危机意识。华为的崛起，得益于全球竞争与开放心态，但在美国实体名单和禁运等形势下，企业也要有培育自立生态链的危机意识。 最近在美国针对华为的诸多举措中，已经看不到规则意识和公平竞争。根据海外媒体的报道，多次指责中国知识产权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最新提交法案，要求不保护华为在美的专利权，防止华为在美国法庭寻求损害赔偿。如果该方案通过，意味着华为占美国市场近20%的5G专利将不受保护。
图/视觉中国 美国最近还将中国5家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在最新一期超级计算机Top 500榜单中名列前茅的企业。因此，在坚持全球化之外，扶持国内生态链的意识不能被淡化。“而诸多国内系统大厂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不是世界Top3芯片公司，就要被拒之门外’的做法？” 二是企业家的战略坚持。任正非创立华为32年来，在市场的沉浮中，逐步形成了独到的战略眼光、强势的作风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让华为在一系列事件中具备了远远高于其他企业的抗压能力和决心。 海思早期曾多年不盈利，华为连续多年坚持将超过10%的营收投入到研发。海思员工回忆，海思一年投入30个亿。而这还是早期的投入，现在早已水涨船高。 “如今小米砸了一点钱就猴急猴急的，完全不尊重芯片的发展和研发规律，以为随便搞3个月就能做出来一个产品，这都是开玩笑的。”华征对比了小米在芯片研发上的态度，在他看来，松果挖来了大唐电信一支少有的年轻且富有战斗力的团队，现在被硬生生给废了。“小米根本没心思放在芯片研发上。” 海思幸运的是，天生就守着一个华为这样的矿。当年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抱怨最多的是，国内厂商不相信国产芯片，宁愿花费更高，也购买国外成熟芯片。当时也有类似家电企业、通信企业成立半导体公司，但由于芯片不能很快见效，高层发生战略摇摆，今天在创新层次上落下档次。而华为对海思的战略扶持，尤其是手机芯片业务上的并肩成长，最终让芯片业务走向正循环。海思在跌跌撞撞中强壮，也把华为带入了新的创新高度，成就了彼此。 任正非的战略坚持，还包括不占风口，心态务实。一位政府官员对AI财经社回忆当年他所在的大都市要发展芯片产业，他们特地找到了任正非。但任正非拒绝了这个合作项目。任认为，这样的项目缺乏好机制，搞不起来。而这两年一些互联网企业和创业公司趁着半导体投资热，抱着抢风口、抬股价、拿政府投资的心态进军芯片行业。但根据历史经验，最终只能落得一地鸡毛。 三是管理。“华为比其他公司强在哪，就强在管理。”关未都说，华为最开始成立时技术非常一般，但因为管理到位，其技术才得以积累，在迭代中得到优化。 任正非在1995年底明确提出公司管理要全面与国际接轨。他特意提到，只有研发管理体系与国际接轨，才能开发出能与国际巨头进行竞争的产品。任正非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不是市场拓展能力的竞争、不是产品研发能力的竞争，而是管理水平的竞争。 关未都从海思出来后，又待了两家半导体公司，虽然都推行过MPD（项目工程管理），但他感觉管理者并不重视，做得并不好。 海思的管理会严格按照开发流程和规则进行，给每个人一格格都画好，而你要做的是把自己负责的那一格填满。 “外边的公司连格子都画不清楚，做起事情来就比较吃力。”关未都说，大多数公司存在管理混乱问题，没有文档和流程。他甚至在一家公司遇到产品做完了，快流片时发现有些产品规格丢了，很多工作要推倒重来。 但海思今天不是没有危机。华征所担心的是，之前海思需要与外部对手竞争，华为的业务部门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更多是根据市场选择，而现在随着美国停供，意味着无论自己是否做得足够好，也要上马使用自己的芯片，长期来看，与外界的脱钩将影响海思的竞争力。 潘可为则认为，海思对一些核心技术给予的时间不够，特别是海思目前要攻克的模拟芯片，不像数字芯片那样能高速产出，模拟芯片在行业中被称为“一门艺术”，美国一些公司在一个技术点上往往要做数十年。 任正非一直强调，要感谢特朗普，重新激发了华为人的斗志，而如今如何在这份斗志下，不急躁，保持与世界的沟通，重建自立的生态体系，是华为当下的挑战。 （文中华征、关未都、潘可为、孙耘、卓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