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电报运用的重重阻碍

如果说，电灯所带来的恐慌更多的是官方对“奇技淫巧”的警惕以及百姓对陌生事物的害怕的话，那么电报则被众多官员视为破坏江山社稷之物，这些官员不乏思想开明、熟悉洋务之辈。

电报一词很早就经由日本传入国内，而且当时的大清官员很多都清楚电报是什么。但是，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瞬时万变的敌情以及十万火急的军报，清政府依旧采用传统的驿站体系收集信息、传达命令，朝廷中枢和前线指挥之间往往需要十多天甚至旬月才能相互达成联系。然而，面对坚船利炮，退化腐朽的八旗军队几乎不堪一击，等战报送到，战争早已结束。因此，电报可以说是“刚需”。

然而，清廷却对此毫不关心，甚至一大批官员指出电报的弊端。如果说守旧派认为电报是坚决不能引进的洋人技术还能理解，但是作为“洋务派”代表的崇厚、曾国藩等人，也都坚决反对电报。崇厚在给朝廷的奏报上直接指出，电报“于中国毫无所益, 而贻害于无穷”。这一主张赢得朝野上下一片赞赏，因此对于修电报系统的事情一拖再拖。

当西方列强再一次发动战争，北方的沙皇俄国也不断蚕食中国的土地时，李鸿章等人再一次向清廷指出电报的重要性。李鸿章直截了当地指出，远在千里之外的沙皇俄国获取上海的消息只需要一天，而朝廷如果要获取来自上海的战报则最少需要六七天，这样一来对战局的把握就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还反驳了修电报需要大量钱财的说法，将需要的花费一一列出。

然而，修电报一事还没有到关键的节点，反对派依旧占据上风，其中工科给事中陈彝1875年的奏折最具代表性。他认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 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 天为之也……中国视死如生, 千万年未之有改, 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 深入地底, 横冲直贯, 四通八达, 地脉既绝, 风侵水灌, 势所必至, 为子孙者心何以安？”在一大批晚清官员看来，电报的危害不止是简单的败坏风俗、花费甚巨，而且将破坏中华龙脉，破坏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如果贸然修建电报，将使他们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可见，晚清官员对电报的恐慌已经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正因此，李鸿章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三、大势不可逆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晚清官员的迂腐和恐慌并不能阻碍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率先做出表率，将先进的电气设备引入中国。李鸿章不仅深入了解了电灯的情况，还在广州的两广总督衙门设置了电灯。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全力支持广州电灯公司的开办，命《捷报》等报纸对电灯大加宣传，让百姓脱离恐慌，接受电灯的推广。

当边疆吃紧、沙俄逐步蚕食西北的时候，李鸿章力排众议，在大沽、北塘海口等地设立电报，并且将电报的效果上奏朝廷：“号令各营, 顷刻响应。”李鸿章持续上奏，陈明利害，不仅消除了朝廷对电报的恐慌，而且顺利让清廷于1880年批准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和电报学堂。

可见，面对世界大势，即使是恐慌，新技术也不可能停滞不前。

文史君说

对新技术的恐慌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无论是英法知识分子对蒸汽机的极度恐慌，俄国沙皇和百姓对铁路的排斥和恐惧，还是晚清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对电气的惊慌失措，古往今来，莫不如是。然而，正如几次工业革命顺利推广一样，所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的技术都不可阻碍。面对来势汹汹的AI技术革新，我们应该认识到它不是人类社会的诅咒和毒瘤，或许是一个有待我们继续探索的新可能。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雷颐：《晚清电报和铁路的性质之争》，《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

（作者：浩然文史·史海寻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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