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财经天下》周刊作者 麻策 康嘉林 编辑/ 游勇 华为又开始分红了，今年发了500亿元，十几万人有份。 每年的2月和4月都是外界羡慕华为的时间，前者是华为一年一度的分红方案披露的时间，后者是年终奖发放的时间。大笔财富的发放让其他打工人羡慕不已。 但分红的背后能看到华为业务的起伏，光景好的年份，产粮多，大家分到的也多；业务瓶颈期，每股分红的金额也相应在减少。而华为的这种制度安排有其特殊性，因为任正非一直坚持不上市，但华为通过每年的分红计划，也达到了回笼资金和笼络人心的目的。 500亿大礼包 虎年开工第一天，华为员工就收到一个巨大的“红包”。 根据华为披露的分红计划，2021年华为预计每股分红1.58元。根据华为2020年的财报数据，华为总股本近340亿股，这也意味着今年的分红总金额将超过500亿元。而目前华为的持股员工数超过12万人，人均分红超过40万元。 《财经天下》周刊根据网上披露的信息估算，最近10年，华为的分红总额在2400亿元左右。 华为的每一次分钱都让外界羡慕不已，但其实相比于此前两年，每股分红金额有明显下滑。2019年和2020年，华为每股分红分别为2.11元和1.86元。 “想到还要交税，着实有些失望。”在华为心声社区，有员工发帖称。而根据入职年限、职级、业绩表现等因素，每位华为员工能拿到的分红也存在着明显差距。 比如，一位入职6年、职级为16级，绩效中上游的华为员工，在2019年华为每股分红的高点，拿到的分红收入接近15万元。另一位华为研发岗位的员工，2019年分红总额近30万元。大部分人其实无法达到外界流传的人均高度。 有说法称，华为15级以上员工大概能够拿到3-4万虚拟股。若按此说法，这部分员工2021年能够获得的股权分红大约在4.74万元到6.32万元。 “部门整体业绩好、个人绩效好、级别高，授予的TUP（虚拟递延分红计划）就会越多。”一位曾是华为18级的员工对《财经天下》周刊透露，现在已经很少人能拿到虚拟股，大部分人只有TUP。 两者的区别在于，虚拟股只要在职就可以一直持有并享受分红，而且虚拟股需要员工花钱购买，离职时再由公司回购，中间也有不小的差价。比如2013年，华为每股的定价是5.42元，而2017年的价格是7.85元，四年时间每股涨了2.43元。而TUP只享受有每年分红的权利，不用花钱买，而且五年后自动失效。 分红背后，与业绩强相关 华为每年保持着分红的传统，但翻看华为集团最近10年的分红情况，有两次明显的低谷。 第一次出现在2012年。华为每股分红仅为1.46元，这是近十年里分钱最拮据的一次，此前一年为每股分红2.98元。华为在这一年的收入只增长了8%，整个电信设备行业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中。 彼时，华为最赚钱的业务是运营商BG，企业BG和消费者BG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而由于4G红利已释放殆尽，电信设备行业率先进入寡头垄断阶段，2011-2012年行业巨头增长率普遍处于个位数。为了维持销售毛利率，华为在这一年放弃了低价拼抢订单的销售策略，换来6.7%的低增长率。 而于2011年组建的企业业务BG和消费者BG也不给力，尤其是消费者BG的销售收入同比只增长了8.4%。 在智能终端蓝海一片的背景下，这个数字并不能令华为满意。2012年初，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曾夸下海口，将智能手机销量目标定在6000万部，而最终销售数字仅为3200万台。坊间传言，没有达到年初承诺，余承东、万飚等华为消费者BG高管年终奖均为零，并领取“从零起飞奖”。 第二次低谷则在2017年，每股分配2.83元，分拆成两部分，一部分转为虚拟股，而另一部分现金分红则为1.02元每股，参照往年数据，每股1.02元的现金分红数值已是近年来较低水平。 在运营商市场不景气的年头，彼时华为面临的增长瓶颈是非常明显的。对比2016年32%的营收增长，华为2017年营收同比增长25.7%，增速放缓。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者业务虽然快速崛起，但是消费者业务的利润却没有同步跟上。 按照余承东在201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华为手机盈利能力主要受制于零售、渠道和营销方面的成本过高，“正常大多手机的渠道商拿点是4-6%，最多8%，但华为是20%多”。任正非甚至还为此批评了余承东。 而这一年华为整体分红并未因手机业务“起飞”而有明显提振。 分红数值的高峰出现在最特殊的2019年，达到了2.21元每股。2019年是华为极具挑战的一段至暗周期，5月17日，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开启打压之路，在操作系统、芯片代工、元器件支撑等路径中锁死供应链。 但其实华为这一年的增长惊人，销售总额达到了8588亿元。一方面，华为在5月16日之前依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善于磨合库存、始终拥有备胎计划的华为也拥有一定的储备以应对客户需求，保住了这一年的营收。 2019年，华为最受人关注的消费者业务保持了稳健增长势头，销售收入达到4673亿元，同比增长34%。全年全球发货智能手机超2.4亿台，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区第一，PC发货量则同比增长200%，智能穿戴业务发货量同比增长170%。这一年也被看作5G元年，尽管被多个欧洲国家排除在外，但华为5G方面依然取得了成绩，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 不过，这种增长也暗藏危机。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当时曾直言，“2020年我们力争活下来，争取明年还能发布年报。” 一位华为人在心声社区发帖预言，这一年的分红会相对保守，公司保留部分现金来应对生产中的不时之需。而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华为在重压之下依然将分红落定。一位华为企业BG员工向《财经天下》周刊直言，“关键时候，留住人心比留住钱更重要。” 事实证明，在危难重重的近两年，华为的分红制度依然在继续。但在美国持续打压下，这一数字未来是否会再次刷至新低，将取决于华为的新业务是否能取得突破。 目前，华为消费者业务受到芯片供应的影响，收益大幅度缩减，但华为汽车企业和新成立的数个军团，已经冲在前沿，将给华为源源不断地生产“粮食”。 分红背后，华为的管理逻辑 华为从一个注册资金只有2万元的小微公司成长为员工规模超过19万的跨国企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员工持股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贯穿和演化。华为所谓的“狼性文化”或奋斗者文化本质上也源于财富的共享。 1987年，华为作为民营企业成立的时候，相传创始人任正非当时只有3000元，不得不拉拢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集资维持运转。任正非随后提出华为员工持股制度，宗旨是“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 华为内部股权计划始于1990年，当时提出了内部融资、员工持股的概念。规定入职满一年的员工可以花钱购买公司的股票，可购数额与职级相关，当时的购买价格设定为1元，甚至连华为与外部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都有资格购买。 这一制度曾在华为内部引发了一波“个人助业贷款”潮。大量员工通过银行借贷，用于支付购买公司股票的费用。直到2010年，华为的这种做法因为金融隐忧被银监会叫停。 对于华为而言，这种做法比较好地解决了不上市的资金问题。员工买股票给华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而公司每年分红又让员工享受到了发展的回报。正是靠着这种内部融资的方式，华为在千禧年之前实现业务的高速成长。 但由于有些地方出现了非法交易，所以这种内部职工股的做法也被有关部门叫停。华为的1元1股制度延续到了2001年，员工持有的内部股票开始逐渐被虚拟股所取代，虚拟股享有分红权，但没有投票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权。 但随着华为不断发展壮大，虚拟股的弊端也出现了，华为大量股票掌握在了老员工手中，他们即便不努力工作，每年也能享受大笔分红。这种利益分配方式使得既得利益者失去了奋斗动力。 2008年，华为对虚拟股制度进行调整，实行饱和配股制，也就是达到一定配额之后，将不再授予虚拟股票。这也是为了解决新老员工的利益分配问题，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 如今，华为开始实行虚拟股和TUP（奖励期权计划）并行的激励方案。TUP计划始于2013年，目的是让员工不需花钱购买股票，也可获得一定数量期权相应的分红权，依5年为限，分红权逐年解锁，5年后获取全额分红后，期权结算清零，重新根据员工职级、绩效表现分配。 2019年在美国政策打压下，华为员工流失严重，内部再次推行了ESOP1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和员工持股的股票一样，花相同的钱购入，每年参与分红，不同的是工作满5年后，该股票可以得到保留。这样的设计被外界认为是华为出于留住人才的需求。 华为的股权激励制度在演变过程中不断升级和微调，既帮助企业自身解决融资问题、渡过难关，又起到了员工激励的良性循环作用。 一名管理学分析人士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华为分红是稳定军心的关键。身处困境中的华为，能够坚挺地活下来，完全是基于华为人的不懈奋斗，而这种奋斗的根本也都在来源于这种团队激励的顶层设计。 相比之下，互联网公司也有给员工发股票和期权的传统，但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变现方式主要靠上市退出，而不是分红。所以，每一个互联网独角兽的上市，都带来一场财富盛宴，阿里巴巴和小米集团都是如此。但公司是否上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反而是华为每年分红，收益更加可观。 华为的这种做法很难被互联网公司所借鉴，因为后者面临的一个窘境是，他们大多亏损，比如美团在2021年前三季度亏损了近200亿元，而B站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总亏损额超过了47亿元。亏损就没办法分红，这也导致了互联网公司的持股员工大多只能通过上市来变现。 本文由《财经天下》周刊旗下账号AI财经社原创出品，未经许可，任何渠道、平台请勿转载。违者必究。